传染病的减少，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3)_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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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减少，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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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初石油危机的爆发和西方国家经济的衰落，各国政府开始加大力度限制移民、难民和无证工人的流动。 1976年，联合国秘书处对成员国的一项调查发现，认为本国移民率“过高”的只有 10 个国家。 2011 年的调查显示，这一数字增加了两倍多，达到 33 个国家。 71 这种看法上的转变已经反映在了更严格的移民政策上。现在，政策标准更侧重移民的技能和资源，许多国家开始采用“积分制”签证、技术型人员工作签证、临时商务签证、学生签证和投资者签证等。年初，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敦促国会采用类似的签证制度，并用直白甚至据称是粗俗的语言，呼吁更多接收来自以挪威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移民，减少来自海地和非洲贫困国家的移民。

迁徙通常被视为绝境之下的选择。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寻求前往其他相对安全和繁荣的地方。但是就经济移民而言，将它理解为成功的副产品更为恰当，因为它过 20 年左右才会出现。它的产生是因为人类摆脱了数千年来如影随形的瘟疫、寄生虫和早逝。随之而来的经济移民从人数和速度上能够反映出一国在多大程度上做好了准备，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青年群体的理想和基本需求。

最近的历史印证了柯文的直觉。在高收入国家，公众对于吸纳有着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以及陌生文化和社会习俗的移民表达了关切，而未能回应这些关切的政客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英国退出欧盟的全民公决和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令许多观察者感到惊讶，但这些结果反映了公众对于外来移民巨大且仍在不断积累的不安情绪。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限制移民的措施和日益敌对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阻止人口迁移。入境的合法移民可能有所减少，但限制性政策和措施也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包括鼓励非正规和非法移民，延迟移民同化，以及促使无法再往返祖国的移民工人选择永久定居。考虑更周全、实施力度更大的举措未来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效果。然而，这样的努力却会将许多西方国家置于一个矛盾的境地：正是在西方的资助下，许多国家实现了健康水平的提升，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人口迁移这种自然结果，然而西方国家如今却在努力限制这些移民的流动。

如图 5.4 所示，传染病防控措施的一次次完善恰好契合了各地区人口迁出的数据。婴幼儿死亡率下降约 15 年之后，各个地区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迁出。传染病和人口迁移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时间层面的。人口迁移的速度和程度也部分反映出一国在减少疾病（以及降低相应的儿童死亡率）方面所采取的方式。

传染病的减少通过人口外迁重塑了世界。从 19 世纪下半叶到20 世纪 30 年代，迁往南北美洲、澳大利亚和南非的年轻欧洲移民在目的地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补充了推动其经济发展的技能和劳动力。美国吸纳了其中 2/3 的移民，并在他们的助力下成为当今的世界强国。与此同时，这样的人口迁移也为迁出国带来了好处：一方面，人口外迁一定程度上为其减轻了国内人口压力并化解了潜在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移民产生的侨汇即使没有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至少也有助于减少其国内的贫困。

许多国家还没有做好准备。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低收入国家可以借助医学发明、国际援助机构的慷慨援助和积极作为以及地方政府的辛勤工作和节俭式创新，减轻传染病造成的负担。过去，许多儿童仅仅因为出生在某个国家，就无力摆脱本可以避免的死亡，如今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尽管如此，婴幼儿死亡率仍应降至更低的水平。然而，一些国家依然没有为这批即将成年的国民建立其就医所需的医疗体系、安居所需的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就业所需的稳健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形态。因此，人们在为那些成就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在此类国家中即将凸显的挑战。

毋庸置疑，当前移民群体的种族和宗教信仰结构是引发这种情绪的一个因素。例如，西方国家显然需要廉价的劳动力来为国内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提供帮助。随着婴儿潮一代的衰老和生育率的下降，高收入国家 65 岁以上的人口数量激增。在美国，这一群体到 2030年预计将达7 200万人。高收入国家百岁老人的数量每10年翻一番，到 2050 年有望达到 400 万人。低收入国家有工作能力但未充分就业的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对此可以让他们移民到欧洲、日本或美国来为年老体弱的人提供护理服务和情感支持，监测他们的用药情况。不过，高收入国家已经在老年看护机器人研发方面投入巨额资金。泰勒· 柯文对于自动化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颇有研究。考虑到全世界仍有大量可通过移民提供的劳动力，并且这些人还可以满足潜在的人际互动需求，我曾向他请教投资自动化的意义。他的回答是：“选民会更喜欢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