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的减少，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2)_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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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减少，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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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世界变得更好了，但其变化方式却值得我们担忧。过去的 20 年内，地方性传染病发病率和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但与过去高收入国家经历过的情况不同，医疗体系改善、回应型治理能力提升和就业机会增加等现象并没有出现。人口的快速增长、规模空前的城镇化以及青年人口比例的提升，一方面冲击着政府和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另一方面则加剧了移民、动荡以及产生全球大流行疾病和慢性病的风险。不少援助机构对于这种有限成功的危险应对迟滞，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则采取了更加严格的贸易和移民政策，二者都加剧了这些挑战。不难想象，低收入国家未来的 20 年可能比上一个 20 年更加暴力，冲突更加频繁，这可能导致近年来取得的一些重大进展出现倒退。我们理应感到担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行动起来。

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对欧洲移民进行了研究，以期为这种人口的大量迁出寻找一个共性的解释。生态灾难并非导致大多数国家出现移民的原因。移民不仅仅发生在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与今天西非的情况一样， 19 世纪欧洲的移民也需要资源为出国旅行提供保障。农业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有助于解释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因为农作物产量的提升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更高的工资则吸引他们前往伯明翰、科隆等工业中心。然而，从挪威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的工业化刚起步时便出现了向外移民的情况。移民原籍国与目的地劳动力市场在工资水平上的差异是人口大量迁出的重要原因，但它无法完全解释这种现象。到了 1890 年，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的工资水平开始趋近，但移民仍在继续。亲朋好友定居国外吸引着移民不断加入，但这种熟人网络效应实际上是在移民潮开始后才对加速人口迁移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在图 5.3 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该图展示了本章所讨论四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和总迁出人口数据。在墨西哥、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婴儿死亡率下降（虚线）与随之而来的人口加速迁出（实线）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在图中展现出独特的“X”形状。遗憾的是，我们未能找到 1865 年之前爱尔兰婴儿死亡率的可用资料来源。不过，我们知道在 18、 19 世纪之交，当时还是以农村地区为主的爱尔兰实现了健康和营养水平的提升。图中展示的趋势与这一情况高度吻合。即使是在 1865 年，爱尔兰的婴儿死亡率仍然比城镇化程度更高的英格兰和威尔士要低得多。

世界银行估计，到 2050 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年龄（ 15 岁以上）人口将增加 21 亿人。如果这些国家的就业率仍停留在 2015年的水平，那么只有 12 亿人能够在本国找到工作，剩下的近 9 亿人则只能不断寻找就业机会。这 9 亿人中，将有 3.33 亿来人自撒哈拉以南非洲，2.83 亿人来自南亚，1.2 亿人来自中东和北非。

根据许多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对欧洲移民的研究，生态灾难往往并非导致大多数国家出现移民的原因，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卫生水平提高，死亡率下降，适龄劳动人口比重激增时出现劳动力外迁，这种经济移民是很重要的移民类型。与过去相比，人类防治传染病的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在人口流动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不减反增。因劳动人口供过于求而形成的移民往往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在19 世纪欧洲人口大规模迁出时，国际移民基本上不受限制，迁出国和迁入国都出于各种理由鼓励移民。不幸的是，随着全球右翼思潮的抬头、经济的衰退，全球化愿景在近些年屡受打击，各个国家对移民的情绪急转直下，移民的处境也变得困难，这使得传染病减少带来的积极成果蒙上一层阴影。

人口变化推动的移民不是 19 世纪独有的特征。戈登· 汉森（ Gordon Hanson）和克雷格· 麦金托什（ Craig McIntosh）的研究显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中东、南亚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口增长，是推动人口迁往美国、英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的强大动力。移民领域的顶级专家、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门斯（ MichaelClemens）的研究表明， 1980 年以后墨西哥向美国的人口迁移大部分可以用两国人口状况的差异来解释。他发现，墨西哥儿童生存状况的改善导致年轻人占比过高，同时还造成他们在工资水平上，与居住在边界另一侧的那些平均年龄较大、收入较高的美国人之间出现了差距。

最终，年轻人、当地的活动家和政府需要承担起责任，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来推动所需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以适应人口变化和在减少传染病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进展。但是，援助机构和国际组织应当认识到，比起过去，低收入国家当前面临的这些巨变发展速度更快，它们可用的资源却更少。比如在减少卫生和城市基础设施拥堵，以及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威胁和成年人就业需求方面，这些国家还未得到国际倡议行动的重点关注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