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的减少，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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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迄今为止，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对国际移民整体上只造成了微小的影响。据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监测中心估计， 2015 年，有 1 900万人因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然而，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迁

迄今为止，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对国际移民整体上只造成了微小的影响。据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监测中心估计， 2015 年，有 1 900万人因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然而，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迁移大多发生在一国的内部。随着海平面上升、干旱和荒漠化的加剧以及农作物歉收概率的增加，这种情形可能会发生改变，导致更多的人离开故土，移居国外。

原文作者/托马斯·博伊基

对于东亚和拉丁美洲的许多低收入国家而言，直到 20 世纪 30年代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国家的健康状况才终于开始改善。抗生素的发明、根除疟疾和天花运动的开展以及地方政府开创的节俭式创新的医疗模式（例如中国的“赤脚医生”），都为实现这一进展提供了帮助。如出一辙的是，上述变化同样使得这些地区出现大量青年人口。那些能够将过剩劳动力安置在工厂工作的东亚国家立即享受到了经济回报。但对于菲律宾和墨西哥等无法雇用大量年轻人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移民大潮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便开始兴起。

博伊基十分尖锐地指出此处的悖论：西方国家在全球健康水平的提升中贡献巨大，而恰恰他们也在限制这种发展的结果。遏制传染病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任务，但如何面对传染病流行后的发展问题，是未来亟须思考的一大问题。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瘟疫与发展的悖论》，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配图均为书中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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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发展的悖论》，作者: [美] 托马斯·J.博伊基，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灰犀牛，2022-5。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环境卫生系统的建立，这种最初始于英格兰、威尔士和斯堪的那维亚部分地区的趋势已扩展到其他西欧国家，最终遍及整个欧洲。 10 年、 20 年后，婴儿存活人数的增加造就了更加庞大的青年群体，致使南欧和东欧在 1890 年左右也开始出现向外移民的情况。

人口的变化或许能够提供最好的解释。经济学家理查德· 伊斯特林（ Richard Easterlin）观察到，在 19 世纪的欧洲，移民更多地发生在有着过剩的青年人口和高自然增长率的国家，发生的时间通常是在婴儿死亡率下降 20 年之后。蒂莫西· 哈顿（ TimothyHatton）和杰弗里· 威廉姆森（ Jeffrey Williamson）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和生育率降低速度减缓造成市场上年轻劳动力供过于求，并导致国内与劳动力稀缺的新大陆之间出现工资水平上的差距。这种情形促使人们移居海外年轻人寻找工作的难度最大，但移民的意愿也最强，因此进一步增加了移民的动力。在移民持续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口占比下降，工资上升，人口迁出的速度也随之降低了。

健康状况改善后人口迁出较慢的国家或地区（ 19 世纪的英国和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台湾），能够做到在儿童生存率提高和传染病发病率下降的同时，提供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完善的城市和卫生基础设施、更强的回应型治理能力。对于那些传染病减少和儿童生存状况改善时未发生上述结构性变化的地方而言，它们经历的人口外迁速度更快、需求更迫切，这有时会给移民带来危险。爱尔兰和尼日尔就是两个这样的例子。哈顿和威廉姆森推测，如果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更大或是这种差距持续更长的时间，欧洲迁出的人口数量可能会更多。两位经济学家在 2001 年的一篇论文中还得出结论，称影响 20 世纪人口迁入欧洲的是“完全相同的力量”，并表示“到 2025 年，非洲很有可能出现规模远远超出 19 世纪欧洲的移民浪潮”。（如图 5.5）

但是，人们应该更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历史上高收入国家也曾出现过当前低收入国家正在发生的这种变迁，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而且往往还伴随着人口迁出。不同之处在于，19 世纪欧洲人口大规模迁出时，国际移民所幸基本上还不受限制。当时迁出国和迁入国甚至都鼓励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西欧国家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传统迁入国重新启动了移民促进计划。东欧和中欧的难民，包括我的父母在内，逃离了铁幕背后的革命和战争灰烬，并在较大程度上得到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欢迎。 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然而对于低收入国家及其国内的年轻人来说，当年的移民环境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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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遏制与未来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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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网址: http://www.jjyshfzyj.cn/zonghexinwen/2022/0725/22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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