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整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政策逻辑、建构(2)_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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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整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政策逻辑、建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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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重整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构策略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心理学面临的从未有过的挑战。首先, 这一挑战是对心理学化约主义的挑战, 心理学的原子化过程使得心理学丧失了面对整体性社会问题的能力(格兰诺维特, 2019), 需要在方法论上进行调整。其次, 虽然心理学已经逐渐发展出数不清的学科门类和应用领域, 心理学与社会治理相关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 但心理学的这些成果是碎片化的, 缺乏对社会治理本身的整体性研究, 这是摆在心理学界的难题。第三, 心理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特质和情境因素(Ross & Nisbett, 2011), 而社会心理服务所要面对的是更为宏观的社会层面, 这基本上是超越心理学或者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层次(王俊秀, 2014), 亟需突破。虽然心理学分为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 但是应用心理学面对的是一个专门的领域, 作为社会治理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需要提供的是综合的解决方案。因此,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构的策略必然是从个体到社会的研究视角, 从基础到应用的学科体系和从理论到实践的多重整合。

2.1 研究视角的整合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是人民的幸福, 这里的幸福与心理学中个体性、主观性的幸福的意义不完全相同, 更强调客观的、社会层面的幸福, 社会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领域多采用幸福指数来测度人民的幸福, 幸福指数测量的指标体系中既包含客观的指标, 也包括主观的指标(王俊秀, 2011), 因此社会幸福的测量其实是对于社会环境的测量, 社会幸福的实现思路就是不断改善社会环境。按照桑德斯 (2005)的观点, “社会制度不能使人们幸福, 无论何种社会制度, 所能做的只是提供一些条件, 在这些条件下, 个体能够追求幸福。”, 但是, 国内外的经验发现, 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并不必然带来幸福社会, 心理学所关注的个体主观的幸福具有重要意义(王俊秀, 2011)。

心理学研究的幸福是个体层面的, 最常见的是主观幸福感, 常常通过情绪和社会认知来对个体幸福感进行测量。要提升个体幸福感就要涉及到影响个体幸福的因素, 现代科学心理学被定义为对行为的研究(津巴多, 约翰逊, 麦卡恩, 2016), 而影响行为的是性情还是情境因素一直存在争议, 分属于情境论(situationism)和性情论(dispositionism), 分别强调情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对行为的影响(Ross & Nisbett, 2011; 霍顿, 2013)。按照情境论的观点, 个体的幸福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 而性情论的观点则不同意将个体看作是一块白板, 强调人的遗传、生物因素和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先天性情(predisposition)的作用, 对于个体幸福更强调个体因素的影响(霍顿, 2013)。尽管许多心理学家意识到情境论和性情论的局限性, 人的心理和行为是由这二者共同决定的, 但心理学家的研究视角却很少是整合的, 或者倾向于情境论, 或者倾向于性情论。而心理学研究中的情境虽然经常被作为社会环境来提及, 但一般都是局部性的环境, 时间上是阶段性的,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环境。因此, 心理学研究和应用不仅要整合个体、情境的研究视角, 还要把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社会的层面。

一些社会心理学家也试图从个体、情境和社会整合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心理和行为。英国学者波尔(Burr, 2002)提出了两种模型, 一种是认为人是个体性存在的“内在心理模型” (the intrapsychic model), 另一种是认为人是关系性存在的“人际与社会模型” (interpersonal and societal models), 前者认为人具有自足性、先在性、整合性、一贯性, 也就是认为人是先于社会而存在的, 其心理与行为倾向通常具有一致性, 是动机与认知综合的存在; 后者认为人具有人际互依性、社会嵌入性、情境依存性。他认为由“内在心理模型”转向“人际与社会模型”是社会心理学发展的趋势, 应该打破个体与社会二分的思维模式, 辩证地理解和把握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既要看到个体积极参与建构社会的能动性, 又要看到个体为社会所制约的被动性(张曙光, 2019)。这种人际与社会模型强调人际之间的相互影响, 强调人受情境的影响, 强调人的行为的社会嵌入性, 实质上波尔所讲的社会并不是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内容, 依然是作为社会心理的环境和背景存在的, 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层面的整合。

面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心理学要面对更加宏观的社会问题, 即使是心理学体系中最为宏观的社会心理学, 也需要把传统的学科边界扩展到更为宏观的社会现实(王俊秀, 2018)。社会心理学家威廉·杜瓦斯 (2011)把社会心理学研究分为个体内、人际和情境、群体内和群际四种分析水平, 其中, 个体内水平主要关注个体认知和对社会环境的评价, 人际和情境水平关注特定情境中的人际过程, 群体内水平关注不同社会位置对特定情境产生的影响, 群际水平是意识形态水平, 关注社会成员的信念、价值观和规范。社会学的分析水平要比社会心理学更为宏观, 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2009)把社会现实分成三个水平, 分别是微观、中观和宏观水平, 微观水平是指人际互动; 中观水平是社团单元和范畴单元, 社团又分为组织、社区和群体, 范畴则是指年龄、性别、种族等社会区分; 宏观水平则分为体制领域和分层系统, 以及更为宏观的国家及国家系统。对比这两个学科的分析水平, 社会心理学的群际水平对应社会学宏观水平的体制领域和分层系统, 在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水平中即使最为宏观的群际水平也无法对应社会治理的层面, 面对作为社会治理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应该把传统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边界扩展到国家层面, 实现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水平的整合。斯达纽斯和普拉图(2010)的社会支配理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把理论分为从微观到宏观的心理学模型、社会心理学模型、结构社会学模型和进化论模型, 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模型是通过人格变量、认知过程或具体社会情境来解释现象, 社会结构模型则是从现实群体对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争夺的角度解释社会现象, 进化论则从群际竞争、内群合作和协调等行为来解释人类现象。这一理论的主张也是希望通过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整合来全面深入理解从个人、人际、群体到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行, 是值得借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