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整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政策逻辑、建构(3)_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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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整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政策逻辑、建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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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整合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 心理学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 心理学可以分为基础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两大部分, 这两大部分又各自分化、衍生出许多分支学科。通过《中图法》心理学文献的分类可以粗略看出心理学的基本轮廓。主要的基础心理学包括：理论心理学、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发生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主要的应用心理学包括：教育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工业心理学、商业心理学、法律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咨询心理学、环境心理学等, 以工业心理学为例, 包括了管理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劳动心理学、人事心理学和安全心理学等, 法律心理学则包括立法心理、普法教育心理、司法心理、矫正心理、民事诉讼心理、侦查心理、预审心理、审判心理、犯罪心理、证人心理等(张琴, 2009)。心理学应用领域广泛, 这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重要的基础, 也是目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最为成熟的部分(王俊秀, 2019)。如果考察现有心理学研究文献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的内容可以归属社会治理范畴, 如公平感的研究; 另一类是关于社会治理本身的研究, 这类研究又分为对某一人群或者某种心理特点的研究和社会治理的综合研究(王俊秀, 2017)。心理学分支学科中, 相对比较成熟, 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服务的很多, 包括一些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的学科, 如心理健康相关学科, 法律心理学相关学科, 发展和教育相关学科, 商业管理相关学科等。也包括近些年发展迅速的分支学科, 如社区心理学、军事心理学、航空心理学、运动心理学、环境心理学、传播心理学等。加上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基础学科, 这三类学科可以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起到有力的支撑, 在个体心理健康、人际和家庭关系和谐、组织和群体管理、青少年教育和成长、社会安全防范、社区和环境营造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构成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王俊秀, 2019)。虽然, 心理学庞大的学科体系可以作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 但是, 面对更为广阔的社会治理实践需求, 心理学需要以服务社会治理为目标, 整合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成果, 逐渐满足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求(王俊秀, 2019)。

2.3 研究和实践的整合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心在社会实践。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实践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 微观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依据现有心理学体系, 不断扩展心理服务内容和心理服务对象, 中观层面则是社会心态培育和社会治理, 宏观层面是实现幸福社会(王俊秀, 2019)。微观层面上应用心理学领域有许多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如临床心理学和心理咨询, 但心理学更多的分支学科实践性并不强, 这与长期以来心理学界重学术研究轻社会实践有关。与中观层面的社会治理相关的心理学领域更是如此,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和理论上追随西方学者, 失去了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关联性(俞国良, 谢天, 2015), 习惯于把美国社会心理学的问题看作是普世问题, 很少有人从国内社会现实问题中提出问题、提炼概念、发展理论, 并面对和解决现实问题(王俊秀, 2014)。因此, 要改变心理学各学科普遍存在的重学术研究, 轻成果应用和知识普及的局面, 在鼓励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科知识的普及和成果的应用, 培育应用人才, 不断提高各心理学分支学科服务社会大众、服务行业、领域的能力(王俊秀, 2019)。中观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实践有两个路径, 第一个路径是社会心态培育, 通过心理服务努力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 结合我们以往社会心态研究的五个方面, 分别从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动(王俊秀, 2014)上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 借助于心理学方法和措施达到社会心态培育的目的。第二个路径是社会场域治理, 分别从个体、家庭、学校、职场、社区、社会、国家和天下等不同社会场域着手, 分别探究社会治理的问题和难点, 探索心理学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方法, 实现不同社会场域下社会心态的改善, 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王俊秀, 2019)。

宏观层面上的社会治理实践首要的就是参与社会治理政策的制订。“十九大”提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以及之前反复提到的关于社会心态培育的要求, 这意味着心理学进入国家核心社会政策, 心理学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一样参与综合社会治理工作。随着心理学学科门类和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 心理学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领域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改善人们的生活和改善社会环境做出贡献。任何社会政策的出台都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影响到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政策能否满足公众的心理需要, 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 政策是否能够顺利执行, 能否产生预期的社会效果都需要心理学的参与(罗清旭, 杨鑫辉, 2001)。美国心理学会很重视将心理学引入社会政策等重大社会问题, 1988年首次颁发每年一度的公共政策研究杰出贡献奖, 心理学家参与政府政策制定的呼声便越来越高(李晓明, 袁晶, 宗慧文, 2014)。心理学在经济、教育、医学、环境、健康和幸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杜丹, 2017)。将心理的成果转变为政策问题是心理学政策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 通过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社会政策的死角, 揭示心理学研究的公共政策含义, 唤起社会政策制定者、决策者及社会各方面对政策现象心理层面问题的重视, 把心理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结合起来, 促进公共政策的发展, 美国心理学家已经在心理学与公共健康政策、心理学与司法政策、心理学与环境保护政策、心理学与社会保障政策等都有大量的工作(罗清旭, 杨鑫辉, 2001), 国内心理学界也应该努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