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族理论中国话语的多元一体主义兼谈马克(3)_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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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族理论中国话语的多元一体主义兼谈马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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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转换是包括世界观、方法论、价值体系等一套话语的转变。针对有学者提出的“范式转换”的思路，学界从多个视角进行了分析。如从立场方面看，中国民族理论与西方民族理论在指导思想、研究内容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西方民族理论话语体系是西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且服务于西方国家政治需要和国家利益。对西方民族理论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应予以尊重，但是对西方民族理论的立场等方面不能盲从。从实践结果看，新中国70年发展进程充分表明我国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是正确的，虽然中国民族理论创新发展进程中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并没到推倒重来的地步。从学理层面看，“族群范式”中所提倡的用“族群”代替“民族”，用“文化化解决民族问题”代替“政治化解决民族问题”，是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下“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政治逻辑，是用狭隘的“民族国家”概念套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总的来说，很多学者认为，这一“范式转换”的思路还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三、范式推进：多元一体主义的自信倡导

新世纪初期，学界就深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研究范式创新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和探讨，从根本上看，“丰富范式”的思路实际上希望在推进经典范式研究中能够“走出马克思主义”，而针对“转换范式”的思路，学界也批判指出，在推进经典范式创新研究中需要“走进马克思主义”。正是综合这两方面的思考，学界就推进经典范式发展研究作出了更多开创性尝试，“多元一体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的。

1.“走出马克思主义”，挖掘并发展中国本土学术资源。“走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说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走出构建中国民族理论系谱性、时序性的单线思维影响，在影响中国民族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多个理论范式中寻找一种能够解决中国民族理论学术表达瓶颈的出路。事实上，不管是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还是民族学界，都普遍使用“多元一体”的话语表达。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中国民族结构论、中华民族形成论、统一多民族国家论、中华民族关系论、中华民族发展论、中国民族认同论等，这一理论既是对中国民族历史发展状况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的高度总结。在国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从学科角度看，我国民族史学、边疆学、民族政治学、民族社会学、民族教育学、民族理论等研究，都绕不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深刻影响；从现实角度看，该理论为我国民族工作事务的有效开展、维护祖国统一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时至今日，这一学术表达获得了更多学者的思考与推进。2018年是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0周年，学界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时代意义和价值作了深入探讨(3)参见史金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背景和当代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刘波儿：《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来源——民国时期民族学界“多元”“一体”理论设计研究》，《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杨文炯：《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范式——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理论的现代价值》，《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郝亚明：《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其中，多元一体主义的提出值得关注。王希恩在首次提出多元一体主义时就曾指出，称“多元一体”为“主义”，在于扩展时代发展需要的关于“多元一体”的普遍价值和意义[14]。也就是说，当“多元一体”发展为“多元一体主义”时，原来只是认识中国民族结构、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范畴理论，就可以被视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主张，一种思维，一种理念，从多元一体主义中汲取解决民族问题的思维、理念、价值、方式，可以为更多的民族国家提供更广阔的思路启示，从这个角度看，多元一体主义理应获得世界性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5]。在面临日益严重的全球变暖、病毒威胁、资源枯竭、恐怖袭击等全球性问题时，休戚与共、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应得以弘扬。而多元一体主义的提出，从学术话语层面看，正是为世界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中国经验，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如有学者提出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具有悠久而丰富的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传统，这一传统在现当代正在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的形式得到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华文明的复兴和推动新型全球化及完善全球治理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16]。